專家如是說

香港刑事法對傳聞證據仍然設有嚴格而繁複的規則，即當一人覆述從他人聽來的說話。該等規則錯綜複雜、例外眾多，近年屢次成為上訴法院審視的焦點。

在 HKSAR v Li Cheung Choi (李長再) [2025] HKCFA 1 一案，終審法院審視被告事後向精神科醫生所作陳述、該等庭外陳述可否接納為證據，以及醫生專家意見在一宗謀殺審訊中的地位。上訴人李長再在大老山隧道內一輛的士上，以皮帶勒死妻子。他並不爭議殺妻一事，但在興奮劑誘發思覺失調的基礎上，承認根據《殺人罪行條例》（第339章）第3(1)條以減責神智失常 (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) 為由構成誤殺。但他並沒有在庭上作證。其案情在相當程度上，取決於他其後向蔡醫生所述、案發當時的幻覺與妄想。控方的精神科醫生則聽取了被告所述另一版本的病史，並不同意該意見。

原審法官指引陪審團，該等陳述如用以證明其內容屬實，即屬傳聞證供。但仍可獲接納以顯示蔡醫生意見的基礎，其比重則由陪審團衡量。上訴法庭維持定罪及該項指引。然而，上訴法庭破例建議修改法律，類比混合陳述的處理方式以處理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傳聞證供。即向專家提供的病史，亦可作為證明其內容屬實的證據，惟須就比重作出警告。

終審法院拒絕接納該建議，並維持既定原則。傳聞證供的規則如須增設新的例外情況，應當以立法方式。醫生對病人的診症本質上並無獨特之處，陪審團亦不能把未經盤問驗證的斷言，當作經宣誓的事實來衡量。

這不會令專家報告變得空洞。若陳述僅用以顯示被告向專家說過甚麼，而非用以證明所述屬實，則並不抵觸傳聞規則。精神科意見鮮有單純建基於被告未經宣誓的一面之詞。只要意見同時建基於已承認或可獨立證明的事實，意見即可呈堂，其餘則屬比重問題。上訴一致駁回。

病人向醫生所述，本身並不足以證明事情確實發生。該等陳述仍可作為專家意見的基礎，交由陪審團考慮。傳聞規則在這一個角落或有改革之必要，但改革必須經由立法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