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機探案

在 CACC 62/2019，陳偉志大律師協助張達明訟辯律師，義務代表上訴人馮先生。上訴庭最終推翻馮先生強姦他的印傭的定罪。同時，上訴庭三位法官認同印傭手機所儲存的一張相片，會令人對她的可信性起疑。但辯護方卻被阻止就此相片盤問女傭，損害審訊公平。

上訴人被指在2017年強姦她的女傭及因此被定罪，當時女傭只開始為這個家庭工作數天。女傭聲稱上訴人有一晚走進她的房間把她強姦。亦因此緣故，她的血液及上訴人的精液得以在一些衣物及床單找到。

另一方面，辯方的案情指女傭的指控全屬捏造，當天晚上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。找到的精液，來自上訴人一條紅色的「孖煙通」內褲。上訴人早前曾夢遺而弄污內褲，女傭必定是利用了這個情況以製造證據。

非常奇怪的是，原審時辯方團隊經女傭手機裏的相片集找到相片，拍攝得一條紅色孖煙通。但是原審法官卻認為這相片儲存在手機，因而屬於「傳聞證供」(hearsay evidence)。因此，除非滿足《證據條例》下有關電腦證據的要求，否則不能呈堂。

原審法官亦拒絕辯方就此相片盤問女傭。這令陪審員從未得悉這張問題照片的存在，更遑論所拍到的內容。

接手上訴後，陳偉志大律師檢視了女傭的手機及內裡的檔案系統。令人驚訝的是，在 WhatsApp  的「送出」 (Sent) 檔案夾竟然找到這張問題相片。而從元數據 (metadata) 找到的時間是報稱強姦發生之後，而警方仍未到場之時。這與辯方案情相吻合，亦即女傭曾親身處理該染有精液的孖煙通及曾與第三者就此討論。

因應此發現，辯方隨即向控方要求就此手機進行數碼鑑證調查。因而確認女傭的確曾經 WhatsApp 向一名第三者傳送此張相片。到此階段，此張相片的重要性再明顯不過。而被告人就此重要範疇盤問女傭的權利被剝奪，以致他不能盡力為自己辯護。

上訴庭亦就數碼照片釐清重要法律議題。非常重要的一點是，上訴庭確認以數碼方式儲存的相片在原則上與實體照片並無不同。因照片是用來挑戰女傭所指的案發過程，這並非作為傳聞證供的用途 (hearsay purpose)。在此情況下，《證據條例》第22A條根本並不適用。

上訴庭的判詞已被彙報於 HKSAR v Fung Hoi-yeung (馮海洋) [2022] 3 HKLRD 833。終審法院亦在一宗有關WhatsApp訊息作為數碼證據的案件 HKSAR v Milne John [2022] HKCFA 22 對本案加以認可。

雖然本案尚未釐清照片是否屬於普通法下的「真實證據」(real evidence) 而不屬於傳聞證據。但即使如此，本案亦清楚說明如何在審訊中提出近年頻繁出現的數碼證據，這就非常重要。